这是“海南第一贪”戚火贵与妻子符荣英在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时被拍下的照片，他因受贿1300多万元被判死刑，有意思的是他在临刑前却表示：“我要不娶错老婆，我不会到这一步。”
很多人记住戚火贵，是因为他临刑前那句把锅甩给老婆的话。但回溯这个案子，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，不是夫妻间的相互指责，而是一个人如何把两面人生过得如此天衣无缝。
戚火贵的起点很低。1952年出生在海南农家，15岁考进国营农场当普工。他肯下力气，脑子也活，自学农业技术后被提拔为技术员，此后的路一步一个台阶：西流农场场长、党委书记。
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，干部缺口极大，他主动请缨去没人愿去的贫困县乐东当县委书记。组织上觉得他是本地人，懂方言，熟悉基层，能处理民族关系，很快批准了。
在乐东和后来任职的东方市，戚火贵确实留下了一串实打实的脚印。招商引资办厂，修水利抓农业，给贫困户盖房子，常年蹬自行车下村，老百姓喊他“农民书记”。1998年，他升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兼劳改局长，官至副厅。
公开场合的戚火贵，节俭到了近乎刻板的程度。早餐永远是一碗白粥配咸菜，出差开会只吃十块钱的快餐，口袋里很少能摸出一百块钱现金。这幅做派让他在组织考察和群众口碑里，稳稳占住了“清廉”二字。
可翻看他家里另一本账，完全是另一幅光景。从1985年当西流农场场长算起，逢年过节下属的“人情往来”就没断过。1992年之后胃口更大，干部提拔、工作调动、工程发包、土地征用，没有一样不能变成钱。到他落马时，查实的受贿金额超过了1300万元，另有数百万来源不明。
这两面之间有条关键纽带，就是他妻子符荣英。
戚火贵早年说自己欠符荣英的。两人结婚时符荣英跟家里断了关系，婚后为支持他工作，一个人扛着农活和上班两头累。戚火贵一直想补偿，官做大了，回家照样言听计从。而符荣英随着身份变化，把丈夫看得很紧，也把钱看得很紧。
她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，方式是极端的囤积。收来的金器和现金锁进一只密码箱，密码钥匙只在她手里，戚火贵想看都不行。
1992年戚父去世，她以“礼金是看丈夫面子”为由，把老家亲戚给的钱全部拿走，连办酒席的钱都没给戚母留下。后来戚母年迈需要手术，戚家弟妹凑不出钱找哥哥想办法，戚火贵去跟符荣英商量，她说“你们家又不是你一个孩子”，一分不拿。
但这些钱她也不怎么花在自己身上。早餐同样是白粥咸菜，咸菜成箱批发便宜的，穿衣打扮从不追名牌，朴素得和戚火贵的公众形象高度统一。她享受的不是消费，是占有。
真正把盖子掀开的，是一桩没办成的事。东方市八所镇党委一位姓黄的副书记，想通过戚火贵把弟弟安排进法院。戚火贵开口要了8万元“疏通费”，可钱收了没多久人就调到了省里，事情迟迟没下文。黄某家人一怒之下举报到省纪委。
其实关于戚火贵的举报，省纪委并非头一回收到。1997年就有群众反映，他在东方当书记时，车主想办营运资格，必须花比市场贵三倍的价钱从他妻弟手里买指定摩托车，否则交警队不给上牌。
这事闹到过省里，但当时没能查下去。这次黄某的举报成了导火索，纪委介入后迅速查实问题，并顺藤摸瓜挖出了整个受贿网络。
1998年底戚火贵落马时，距离他调任省司法厅副厅长才几个月。法院以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他死刑，符荣英获刑16年。
戚火贵在法庭上还有一个小动作值得一说。他当庭检举了别人，想立功求一条生路，但核下来不实，属于为了减刑乱咬。这个细节和他的“娶错老婆”论如出一辙，都是把责任往外推的本能反应——检举是想拉别人垫背，怪老婆是把罪责一卸了之。
他跟符荣英的关系确实特殊，一个负责权力的前台，一个负责收钱的后台，一个在外面朴素示人，一个在家里守财如命。但这套分工能运转十几年，前提是他默许甚至配合。没有他的职位和签字权，没人会给符荣英塞红包。他不是被老婆拖下水的无辜者，他是那个把水闸打开的人。
2001年8月13日，戚火贵被执行枪决。死前那句“娶错老婆”的抱怨流传很广，但真正留在反腐史上的教训比这句话沉得多：当权力失去监督，朴素可以是伪装，怕老婆可以是权钱分工，而最终崩盘的那一刻，谁甩锅都甩不掉自己该担的那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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